划分“家庭成分”的国家标准！及时掌握！
有一篇文章讽刺说，至少在2009年兰州大学的《高校毕业生登记表》上，还有“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一栏。
但实际上，直到现在，各个高校都存在，并非兰州大学的“旧表”作怪。
家传采访的每一个长者，都一定会提到他的家庭成分，这曾经是中国人比户口更重要的社会标签。根据成分，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或者敌人或者自己人，或者亦敌亦友，多少悲欢离合，均因此而起。
但各地在掌握家庭成分上，存在着尺度上的巨大差异。有些地方，以土地平均数为标准，以上的为地主富农，线上的为中农，线下的为贫雇农。
有时候，还有因为私怨，而被贫协主席划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为恶霸的。
因此，如何“科学”地划定一个人的成分，便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一划定终身，一个上升为统治阶级，一个下降为被镇压阶级，可不慎乎！
身份国标
1984年，随着我国进入电脑时代，汉字编码输入法成为优先解决事项。但在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档案时，原先各地参差不齐的“家庭成分”，亦亟需解决。
于是，国家标准“GB 4765-84”应声而出。
上表显示，从01开始顺序编码，中间缺省若干数字，最后一个是99，总共45个代码。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该标准的起草者之一张爱解释，中间缺省部分是故意留的，为了方便使用单位在此基础上增加——标准化术语叫“延拖”。
换言之，这45个代码所指代的45类“家庭出身”，只是最基本的划分；或者说，它们是全国范围内各式各样“家庭出身”名称的“交集”。
由于之前都是各地自行掌握，没有全国性的正式文件，中组部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起草组将历史积累的、约定俗成的叫法进行了归纳分类。
照这个标准，“家庭出身”系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革命工作时的家庭阶级成分（即指在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供给本人经济来源的父母或其他人的社会地位或社会职业）。通俗的理解就是，父辈的“阶级成分”，即是你的“家庭出身”。
从此，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子女就要用一生的自我改造，去洗刷自己的家庭黑历史。
区分敌友
1949年初，大批苏北地主南逃到上海崇明岛上，就像当年白俄地主在十月革命的大潮中逃到哈尔滨那样。
很快，解放大军席卷而至，岛上也开始划分成分。据家传出品的《樊祥荣自传》记载，一开始，岛上农民以为这是土地确权，纷纷多报土地，而那些苏北来的地主则尽量少报。
很快，多报的人就尝到了苦果：他们被划为高成分。新社会里，并不是越富越光荣，而是越穷越高贵。
到1952年底，全国的土改基本结束，农民的高低贵贱全部划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市民的社会成分各就各位。
土改时期，湖南省岳阳县农村，出榜定成分。阶级划分是土改的内容之一。图/吴锡林/FOTOE
据家传出品的《逆水而至》记载，老韩的父亲，在1958年一个秋日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孩子们恨他丢下妻儿老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但实际上，他的尸体在西湖里浮起来过。当时，这样的高成分自杀者不在少数。
除了当事人，他们的孩子，也要写成分。“黑老鸦生的白鸡蛋，孵出来的还是黑老鸦。”这是1947年，中共晋绥分局领导用的比喻。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去查证。土改工作队认为，那些已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给他们黏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
1968年7月29日，在北京，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的意思很明了：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
更早在1925年12月1日，毛主席在《革命》半月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站队，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所以我对那些自干五很不屑，他们打着“只站对不站队”的旗号蛊惑人心，其实消解了毛主席的斗争思想。正确的应该是：只要是党指向的，不管对错，都要站！
古朱在《杭州侉子》中写得很清楚，他深知自己的身份不见容于新社会，因此小学毕业就很自觉地准备上山下乡，后来经历了在宁夏种地、在石炭井挖煤、回杭州城下岗等一系列变故。
好在他本人早就认清了自己的成分意味着什么，反倒一直包袱较小，对一切安之若素。
有一次，一位朋友因故进了局子，出来后，其他人绕着走。反倒是他，见面热情地打招呼。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宽心。一位姓赵的先生，家传写作完毕审读时，勾起伤心往事，竟有抑郁症状。幸得子女及时宽慰，方才回过神来。
新黑五类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1967年1月18日《中学WG报》第1期上，刊载了一篇名为《出身论》的文章，要求“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作者是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枪决。
随着社会主义取得全面胜利，国内的阶级斗争压力减轻，国家遂于2002年取消了“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分类和代码”里的“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这两项指标。2004年，“因为基本上没有单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被废止。
但直到现在，国标虽废，成分仍在。作为一项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高度匹配的政治背景识别工具，家庭成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文章称，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五类人干扰中国崛起。
网络上遂将这五类人称作“新黑五类”，算是出台了新国标。对其的打击，我们已经看到了。
1965年，“四清”期间被看押的“四类分子”。在“四清”运动中，每逢召开群众对敌斗争大会，都要把“四类分子”集中到一起，由公社的基干民兵看押着。图/李振盛/FOTOE
参考资料：《45个“家庭出身”代码》，载于《先锋国家历史》2010年第2期，作者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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